中國跟監台灣總統賴清德家屬：FBI 在洛杉磯機場逮捕涉案女房仲

跨國壓迫 ・ 案件報導 ・ 2026.10.06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在洛杉磯國際機場逮捕一名正要搭機飛往上海的加州女房仲。檢方指控她受中國官員指示，到西雅圖近郊跟監賴清德總統長子賴廷與一家，把照片、影片和車牌資訊傳回中方。中共在海外盯上台灣元首的家人，這次有了美國檢方的起訴內容可以對照。

資料截至：2026-10-07 14:30（台北時間）。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所有指控均為美國檢方與 FBI 的主張，尚未經法院判決。文中［N］對應文末資料來源編號。

一、發生什麼事

據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CBS News）引述執法人士披露，在加州爾灣從事房地產仲介的張婉瑩（Wanying "Heather" Zhang，中文名為音譯），於美國時間 10 月 4 日在洛杉磯國際機場準備搭機飛往上海時，遭聯邦執法人員逮捕，被控未向美國政府登記即擔任外國政府代理人［1］。執法消息人士指出，遭跟監的對象是賴清德總統之子賴廷與［1］。

美國司法部 10 月 5 日發布新聞稿，證實張婉瑩以「未登記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代理人」一項罪名遭起訴，最高可處 10 年徒刑；起訴內容指她在 2025 年 6 月至 9 月間，對一名旅美台灣高層官員的家屬進行秘密監控［7］。洛杉磯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第一助理檢察官艾賽利（Bill Essayli）在 X 發文指出，她在中國官員指示下前往西雅圖，拍攝、傳送對方的照片、影片與車牌資訊［2］。美聯社稿件（NPR 轉載）亦報導 FBI 與檢方的指控［6］。

二、事件時序

三、刑事訴狀指控的內容

• 任務來源：訴狀指出，張婉瑩透過北京國際關係學院的同學結識中國政府官員；FBI 幹員何特在訴狀中表示，這所學校與中國國家安全部關係密切［1］。
• 跟監行動：張婉瑩與同夥租用黑色 Nissan Rogue 前往目標住處；她傳給中方聯絡人的訊息包括「看到他了」「我正在錄影」，之後再傳兩組車牌號碼。CBS 比對影像後，確認地點與賴廷與在西雅圖附近擁有的地址吻合［1］。司法部另指出，她也把登機證照片傳給中國官員［7］。
• 證據來源：這些微信訊息是 FBI 搜查張婉瑩的 iCloud 帳戶取得；訴狀稱她與至少兩名看似任職中國政府的人保持聯繫［1］。艾賽利另指出，兩人規劃行程時刻意使用規避偵查的手法［2］。
• 動機研判：何特在訴狀中說明，若北京想在潛在衝突中取得對台灣總統的籌碼，掌握其近親的住所、車輛位置與照片，可能對中國有利［1］。
• 被告背景：張婉瑩持有加州房地產經紀人執照，任職 JC Pacific Capital；其丈夫亦為同公司經紀人，受訪時表示不知情［1］。其國籍未經官方說明［6］。

四、美方與中方表態

美方

• FBI 局長巴特爾（Kash Patel）：在 X 發文稱，涉嫌在美國領土替中國監視外國領導人家屬、還想搭機返回上海，「門都沒有」，並警告外國對手美國不再是從事間諜活動的安全之地［2］；另一則貼文表示美國不是對手的遊樂場，FBI 將追緝隱匿的國安威脅［5］。
•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以背景方式回覆中央社，表示美國致力保護境內個人，免受企圖使人噤聲、恐嚇、騷擾、傷害或脅迫他人的外國政府越權侵害［5］。

中方

• 中國外交部：路透社 10 月 5 日報導，中國外交部表示「不了解」相關情況，並稱中方一貫反對炒作所謂「中國間諜」來誹謗、抹黑中國［18］。這是中方對這類案件的慣用說法，沒有回應起訴內容中的具體指控。
• 國台辦：截至本文資料時間，本站未查得國台辦就本案發表談話。
• 相關的中國法律：中國《國家情報法》第 7 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並保守所知悉的國家情報工作秘密；第 10 條讓情報機構「在境內外開展情報工作」；第 14 條規定情報機構可以要求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協助和配合［19］。這些是一般性規定，訴狀並未援引。本站列出供讀者對照：在中國法律裡，民間人士配合情報工作被寫成一項義務。

五、台灣回應

• 總統府：發言人郭雅慧表示，這是典型的跨國壓迫，台灣對這類無視人權與各國主權的行徑表達最嚴厲譴責，並感謝美國司法單位的協助與保護，將持續與民主友盟合作打擊跨國壓迫［3］［6］。
• 陸委會：嚴厲譴責中共透過人員監控、蒐集總統親屬資訊；並指出依其掌握，中共針對台灣的跨國（境）壓迫至少已達 126 人、140 人次［4］。
• 法制缺口：陸委會說明，本案這類受中共指示的在地協力者跟拍行為，在美國屬聯邦重罪，若發生在台灣卻無法可罰，政府已積極研修《反滲透法》［4］。陸委會並強調，中共此舉不只針對元首或官員，而是對所有台灣人的集體威嚇，意在製造寒蟬效應［4］。

六、美國 §951 與台灣《反滲透法》的差別

張婉瑩案牽涉的法律問題，不在於台灣沒有處理滲透的法律，而在於兩國規範「替外國政府辦事」的方式不同。簡單說，美國 §951 只要能證明有人秘密受外國政府指揮辦事、事前沒有通知司法部長，就可以起訴；台灣《反滲透法》則還要證明當事人做了法律列舉的特定行為。

美國法的關鍵條文是 18 U.S.C. §951(d)：所謂「外國政府代理人」，是指同意在美國境內受外國政府或其官員「指揮或控制」而行動的人；依法應通知司法部長卻未通知，即可能構成犯罪，最高可處 10 年有期徒刑。法律同時排除外交及領事官員、公開承認的政府代表，以及合法商業交易等情形［12］。張婉瑩案即是以「未登記擔任外國政府代理人」遭起訴［7］［11］。

§951 和《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是兩回事。FARA 要求替外國委託人在美國從事政治、公關或宣傳活動的人公開揭露；§951 管的則是受外國政府指揮或控制辦事的關係。

台灣《反滲透法》的寫法：列舉行為

《反滲透法》處理的對象，是「受滲透來源指示、委託或資助」的人。但光證明受中國政府指示還不夠，還得證明當事人做了法律列舉的行為，例如政治獻金、公投經費、競選活動、遊說，或特定的妨害秩序、選舉與公投犯罪［13］。

這會留下一塊空白。假設有人在台灣受中國官員指示：

• 找出某位台灣政治人物或家屬的住處；
• 長期記錄其出入時間；
• 拍攝車輛與車牌；
• 建立家庭成員、朋友與社交網絡；
• 將資訊秘密回報中國政府。

如果他沒有碰觸國家機密，也沒有介入選舉、捐政治獻金或遊說，更沒有恐嚇或傷害別人，《反滲透法》很可能管不到他；換成在美國，§951 就管得到。陸委會在本案曝光後也說，這類跟拍在美國是聯邦重罪，在台灣卻無法可罰，政府正在研修《反滲透法》［4］。

「無法可罰」的範圍

要補充一點：跟監過程中如果有侵入住居、恐嚇、妨害秘密、違法蒐集個資等行為，現行法律仍然可以處理。所以比較準確的說法是：

說「在台灣跟監政治人物沒有法律可管」，很容易被反駁；說「台灣沒有規範代理關係本身的法律」，才指得出缺口在哪裡。

台灣的實例：沈伯洋遭跟監案

類似的事在台灣已經發生過。台北地檢署 2026 年 10 月 7 日起訴 4 名徵信業者，案情如下［20］［21］［22］：

• 委託：中國香港人士鞠覺賢、林慶 2024 年 9 月以港幣 9 萬 9,950 元（約新台幣 36 萬元）委託徵信社負責人鄭永津；鄭永津再以新台幣 18 萬元轉包給大愛徵信負責人謝乙辰［21］［22］。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委託人屬中國籍，不能和中國切開來看。
• 手法：大愛徵信員工江文鑫把一輛重型機車移到民進黨立委沈伯洋台北市大安區住處前的機車格，在座墊下裝微型攝影機、鏡頭對準大門，2024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8 日以手機程式連線，24 小時監控沈伯洋與妻女進出；另與侯凱瀚等人開車到住處外守候補拍［21］［22］。
• 回報：影像傳到 Telegram 跟監群組給鄭永津，再由鄭永津傳給鞠覺賢［22］。
• 罪名與求刑：4 人被控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1 條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罪，該條最重 5 年有期徒刑［23］；檢方對鄭永津求刑 1 年 6 月，其餘 3 人請法院依法量刑；兩名中國香港籍委託人已出境，遭通緝［20］［22］。
• 政治反應：民進黨稱這是中國結合在地協力者進行的跨國壓迫，「已不是第一案」［24］。

和張婉瑩案放在一起看：中國人出資或下指令，在地人士找住處、拍家人進出、把影像傳回，手法幾乎一樣。美國用 §951 處理「替外國政府辦事」這層關係；台灣這件案子能用的是個資法，處理的只是非法蒐集個資的行為。委託人是中國人、目標是長期被中國點名的立委，這些都進不了罪名；委託人背後還有誰，不言自明。這正是陸委會所說「無法可罰」的具體樣貌（本段比較為本站分析）。

兩種法律架構的流程

兩邊流程的落差，就是本案在台灣會碰到的法律空白。

七、修法要討論什麼

這個案子不一定導向「台灣該照抄美國外國代理人法」的結論。比較值得參考的，可能是 §951 的思路：

如果要修法，有兩件事得同時顧到：

• 國家安全：不能等到代理人拿到國家機密、介入選舉，或已經恐嚇了誰，國家才有工具可用。秘密的代理網絡本身，就是跨國壓迫和情報工作的基礎。
• 基本權利：和中國人往來、接受中國媒體訪問、正常做生意、做學術研究、新聞採訪，甚至表達親中立場，都不應該因此成為犯罪。

法律要處理的，是「境外敵對政府、實際的指揮或任務關係、秘密執行」三個條件同時成立的情況，不是某種政治立場，也不是和中國有往來。交流、發表意見、做生意都不構成代理；收了外國政府的秘密指令，替它監控、蒐情、找人，就是另一回事。

註：第六、七節為本站之法律分析與政策觀點，非官方解釋。

八、四個案件的比較：張婉瑩、孫耀寧、王書君、紐約海外警察站

單看張婉瑩案，容易把它當成一起特殊事件。把它和美國近年幾起中國代理人案件放在一起看，會發現北京很少動用正式情報人員，而是找本來就住在當地的人，包括一般居民、地方政治工作者、學者、社團與僑界人士，讓他們蒐集情報、監控特定對象、做政治工作，甚至設立據點。

四案的共通結構

四案當事人的社會身分各不相同：張婉瑩是房仲，孫耀寧做地方政治，王書君是學者兼民運人士，紐約海外警察站的兩人出身華人社團。他們都不是正式的情報人員。美國法院認定的問題，在於他們受中國政府機關指揮或控制而秘密辦事，原本的職業和人脈就成了掩護。

王書君案：在圈內取得信任

王書君是紐約一個民主運動組織的共同創辦人。美國司法部證明，他至少從 2006 年起接受四名中國國安部官員指揮，利用民運人士對他的信任，蒐集私人談話、政治立場、活動計畫、人際關係和聯絡資料，寫成電子郵件「日記」供國安部讀取。被蒐集的對象包括香港民運人士、台灣獨立倡議者，以及維吾爾和西藏人士［14］。他交出去的不是國家機密，而是一份人際地圖：誰認識誰、誰在籌劃什麼、誰說話有份量。

孫耀寧案：從地方政治到監控台灣總統

孫耀寧在南加州幫候選人選市議員，也和中國官員合作經營華人新聞網站、發布親中內容。2023 年蔡英文過境南加州時，他把蔡英文的行程即時回報給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官員，發相關文章前還先請中方核准［8］。在他身上，地方政治、宣傳和人物監控是連在一起的。

張婉瑩案：監控對象擴及家人

依司法部 10 月 5 日公布的起訴內容，張婉瑩受中國官員指揮，對一名台灣高層官員在美國的家人進行秘密監控［7］。和孫耀寧案對照：

兩案的目標都是台灣最高層的政治人物。不同的是，孫耀寧盯的是公開行程，張婉瑩被控盯的是家人和私生活。不過張案還在起訴初期，檢方所說的都只是指控，不能和已經定罪的孫耀寧、王書君、盧建旺相提並論。只是同樣的模式已經在其他判決中出現過，這份指控也就更需要認真看待。

紐約海外警察站：設立實體據點

這是四案中組織程度最高的一件。盧建旺和陳金平在曼哈頓中國城替中國公安部設了一個沒有向美國政府申報的據點；FBI 搜索後，檢方指控盧建旺刪掉了和中方聯絡人的微信訊息。2026 年 5 月，陪審團認定盧建旺充當中國政府代理人及妨害司法罪成立［16］。從個人蒐情、地方政治、長期線民到實體據點，四個案子大致排出由淺到深的幾個層次。

界線在哪裡

看這些案子時，判斷標準要分清楚。重點不在當事人是不是華人、和中國有沒有往來，或是否支持中國政府，而在於：

這條界線如果畫錯，反滲透就會變成懷疑特定族群、特定立場或一般交流。§951 處罰的也是代理關係，不是思想。

四種操作方式

四個案子的手法各不相同，有的蒐情、有的做政治工作、有的跨國壓迫、有的設據點；共同點是把北京的指令放進另一個民主社會原有的人際和社群網絡裡執行。所以與其尋找傳統印象中的「間諜」，更該問的是：誰在接受境外政府指揮，替誰辦事。

另有相關案件：加州阿凱迪亞市前市長王愛琳（Eileen Wang）2026 年 5 月認罪，承認擔任中國政府非法代理人［1］。本節的模式歸納為本站分析。

九、編者分析

十、資料來源

本文為台灣安保協會依公開報導與美國司法部文件之整理與分析，事實內容以原始資料為準；被告目前僅遭起訴，在法院判決前應推定無罪。「編者分析」為本站觀點。